为什么中国大学的计算机系总是欠火候?因为很多办学理念不对嘛!

发表于 2016年01月20日 来源 文汇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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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跟大家讲一件囧事+一件喜事。

囧事是这样滴:让上海人民引以为豪的上海地铁系统尽管如此发达,但是,关于上海地铁运营的“大数据”,却是被送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去做分析的。原因无他,因为帝国理工能帮上海地铁公司解决问题,而本地乃至国内其他挂着“大数据研究”牌子的高校在研究实力上还欠点火候。

关于这则新闻的披露过程,就要讲到一个人。此君是帝国理工学院终身教授、数据科学研究所所长郭毅可。看图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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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1就是郭毅可教授,他去年在英国帝国理工,亲自给习大大和彭麻麻讲大数据呢

记性好的人应该记得,去年10月,习近平主席造访英国,参观帝国理工的数据科学研究所时,郭毅可教授用数据可视化的方式,分析了中国人口迁移的情况,“一带一路”政策的国际影响力、个性化医疗的推广以及上海地铁的负载分布和应急办法等。(看到没,用数据可视化方式分析上海地铁的负载分布和应急办法,这是上海地铁公司的重大急需啊!!!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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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回放一则花絮:参观期间,郭毅可教授还向彭妈妈赠送了一件斗篷。根据新闻披露的消息,这件斗篷是帝国理工的数据科研研究团队在分析了700张彭妈妈照片后得出从尺寸做出来的。

囧事和花絮讲完,要讲喜事了:2015年5月,这位玩大数据玩得很嗨的郭教授已经接下上海大聘书,担任该校计算机学院院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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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资料显示,郭毅可1985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,1986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,1993年博士毕业于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。上大学前,他在上海读的中学,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

出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9个月,郭毅可对国内的大学教育怎么看?

观点1:就业率这种指标,怎么能用来作为计算机系的KPI?!(绩效考核)

Q:有人做过统计,在中国的理工科大学中,开设专业最多、录取人数最多的就是计算机专业。所以在不少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高校本科专业预警名单中,计算机专业这两年频频上榜。作为上海大学新任的计算机学院院长,您对这样的情况怎么看,怎么评价?

郭毅可:请问现在是什么时代?“大众创新、万众创业”、“互联网+”!请问在高校,哪个专业和它们最对口?答案肯定是计算机专业。所以谁要是说计算机专业没前途,我肯定不认同。关键的问题在于,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有点跟不上形势发展,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,要拿出解决的方案。

但在此之前,我要指出一点,把计算机专业列入本科预警名单似乎不太合理。

(我是旁白~~“马克吐温说过,世上有三种不可信之物,第一是谎言,第二是可恶的谎言,第三就是统计数字!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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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首先要问,统计学意义上的“计算机专业”到底指什么?如果把那些从事计算机制造的纳入统计,那么专业就业率低,或许可以理解;但事实上,目前响应“互联网+”,在互联网上工作的人都在从事计算机科学。所以,拿“就业率”这个指标去作为大学计算机专业的KPI(关键绩效指标),实在太不合理了。计算机专业办得好不好?需要用创业率去考核,而不是学生的签约率。

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,一流大学计算机系最拔尖的学生基本上都去创业了,二流的去了金融机构。如果今天我们的高校还在拿签约率、进500强企业作为衡量计算机专业办得好不好的标准,这种陈旧的管理观念真是要改一改了!

观点2:计算机专业不是授课授出来的,而是打拼出来的

Q:正如您所说,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计算机科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。计算机科学发展如此迅猛,大学教育应该怎么办?

郭毅可:计算机科学发展正在迎来最好的时期。已有一些科学家预言,未来25年内,计算机将达到人脑水平,当然,这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,但是这也是计算机科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接近到理想的边缘——和人一样,具有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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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大学目前需要应对的危机并不是计算机科学的危机,而是计算机专业办学的危机。考虑到计算机迅猛的发展态势,大学计算机学院需要办成一个教育特区,需要定制课程和教育方案。

打个最简单的比方,我回国后发现,很多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在听课、听满堂灌的大课。我觉得很奇怪,因为在帝国理工,计算机系学生上课的时间很少,都是小班授课,老师讲课速度极快,学生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做各种项目。总之一句话,计算机专业不是授课授出来的,而是打拼出来的。

观点3:中国高校对老师的要求是“全才”,而我们也需要同时用好“偏才”

Q:理想的教学,关键在师资。您回国后出任学院院长,对本土教师有何评价?按照您的改革设想,一旦学院课程改革启动,本土教师能够承担起重任吗?

郭毅可:我无法对中国大学教师的总体水平作评价,但就我在上海大学担任院长的这9个月的时间,在接触了大量老师后,我觉得我们的师资非常棒,不管是本土培养的还是国外回来的,水平并不差。而眼下的关键问题是,要让老师专注地做他们真正有兴趣的事情,而不是为了满足各种指标、考评的需要,让他们忙得团团转。

要说论文、科研指标,世界上所有的大学其实都有KPI考核。帝国理工也一样,但除了校长对外会介绍各类指标的完成情况外,教授群体本身不会太在意。

什么是真正一流的大学?在我看来,就是要凝聚一批学者,他们以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、产生让人类铭记的研究为目标。有了这样一批学者当老师,继而把做科研的乐趣传递给年轻的学生,让他们觉得青春时代受到很好的教育——这样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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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国外回来,我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是,中国很多高校对老师的要求是“全才”,希望老师科研教学样样好,而我们的很多老师或许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尊严,每天忙着“达标”,过得有点累。实际上,能够成为“全才”当然好,但有时候“全才”也意味着各方面发展比较平均。与之相应,在某些方面具有能力特长的偏才,高校也应该学会扬长避短,承认差异,给他们以同样宽阔的发展平台。

无论是对学校、对院系还是对教师的考核,KPI是一种有效的方法,但与此同时,它也有不合理之处。因为KPI是“一刀切”的指标体系,是会谋杀个性的。在这一方面,我们不妨拿出点中国人的传统智慧,比如借鉴一下阴阳理论。如果KPI是“阳”,那我们还需要设计一个更富弹性的评价机制去加以平衡、综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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